據(jù)《揚子晚報》

　　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聯(lián)合其他四位教授上書國務院要求修改舊拆遷條例后，兩個月不到的時間里，他共收到了三百多封信件。其中有封地方拆遷辦主任的信件，和沈巋發(fā)生了激烈的“交鋒”。該主任在來信中說:“總的感覺是國務院法制辦的草案太草率，法學家的意見不靠譜。

”

　　拆遷辦主任

　　法學家拘泥于概念

　　信中說，如果有100戶人家，99戶簽署了協(xié)議，1戶沒有簽署，那么該土地無法實現(xiàn)交地。1戶人家足以綁架99戶人家的利益，“如果法學家沒有看到這一點，而是拘泥于法律概念，我只能感到遺憾。”他說。

　　他提出了幾個觀點:其一，新條例太注重個體的權利忽視集體的權利。其二，新條例是法治的進步、社會的退步。從法理上看，新條例很“美”：尊重權利、尊重公益、尊重司法等等。然而，如果真的照新條例實施，估計整個拆遷得停止。因為除了很明顯的公共設施建設外，政府很難通過行政程序來界定出“公共利益”。沒有財政收入的增長，一切建設免談。其三，新條例沒有看到我國土地制度的“特色”。“如果沒有‘良性違憲’，我們可能還都住在集體宿舍等著分房子呢。”他說。

　　該主任反問，沒有拆遷，有中國近十年快速的城鎮(zhèn)化嗎？有我們居住的現(xiàn)代化小區(qū)嗎？我處理過很多的拆遷難題，目前為止沒有發(fā)現(xiàn)拆遷過后導致生活困難的。而拆遷過程中的各種表演，無非是利益的爭奪而已，與法學家的“權利”“自由”恐怕關系不大。

　　北大教授

　　我們說的不是一回事

　　沈巋在接到來信后，回了信。在信的開頭，沈巋說，“我十分驚訝于你所持的立場和諸多觀點，尤其是出自一位正宗法學科班出身、浸淫法學多年的基層法制工作的領導者身上。”

　　在沈巋看來，他們的對話完全是兩種語境和兩個前提下的對話，拆遷辦主任是站在解決問題的立場上看待拆遷條例。沈巋形容說，“這是一種家長式的作風，是單一價值觀的灌輸。前提是建立在政府認為為城市化進程而進行的拆遷是對絕大多數(shù)人有益，而且有利于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。但事實是很多人已不愿意拆遷，希望通過民主的意愿來決定自己的生活。”